我们在缅甸一所破旧的二层木楼里，见到了一位当年赴缅抗战的老兵。他已经九十多岁，干瘦黝黑的面庞满是褶皱，身着同样满是褶皱的布衫，坐在门前的楼梯上。手边放着一碗茶水，浑浊如他凹陷的双眸。
我的记者朋友走上前去，礼貌寒暄。散落的苍蝇受到惊扰，一哄而起。老兵的反应有些迟钝，就连挥苍蝇的手势都是缓缓的。我盯着他皮包骨头的手，怎么也想象不到这双手曾经紧握着榴弹步枪的英气模样。
神奇的是，当朋友自报家门，说出此行的目的后，老兵的脸庞忽如春风扫过，焕发出生机的神采。他激动地说：“你们怎么不早来，再晚一点，我就不在了。”
朋友来采访老兵过去的那段硝烟岁月。我只是跟来见识见识，对那一段历史并不了解，便走进屋里随便看看。“家徒四壁”一词用来形容这里绝不为过。木板桌上摆着茶碗和茶壶，同茶水一样，带着浑浊的黄色。
属于老兵的一切都是陈旧而简陋的，只有桌上靠墙的一侧，摆放着一只年代久远却做工精美的铁盒。老兵抬手示意，我便拿起铁盒走到他身边。铁盒轻飘飘，像是空的。
老兵却难掩激动的深色，有些颤抖着打开它：“都在这里了，你们要问的，都在这里。”
锈迹斑斑的盖子打开时，发出沙哑的摩擦声，里面是一沓纸，最上面一张画着排列整齐的士兵。
我惊奇道：“这是您画的吗?”
“不是我。”老兵摇头，漏风的牙龈间迫切地吐出一串话语，“画这画儿的是我当年的同学，他姓张。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封信。”
老兵当年17岁，高中学生，意气风华。他的同窗好友张同学更是不得了，是个大纱厂老板的独子，一头半长的卷发，背着画板四处写生。日机开过来时，他与张同学都躲进了防空洞。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，每天都伴随防空洞外震耳的轰炸，和防空洞里闷死的同胞。后来听拉车人讲，收拾尸体时，光是散落的金银细软就收了几大箩筐。
老兵和张同学含泪咬牙，毅然参军。参军后的张同学用他灵巧的钢笔，将这一批学生兵脱胎换骨的人生历程，记录在一张张巴掌大的纸上，并用一个漂亮的饼干盒收纳起来。
我兴致勃勃地翻看这封特殊的信，信的前半部分很详尽，如何入伍，如何训练，如何乘飞机穿越千山来到缅甸，枪林弹雨里，有人腿部中弹，有人倒在地上，还有个伤兵将头盔挂在枝头，用手榴弹敲打以寻求帮助。
到了这里，张同学画画的频率明显降得很低。老兵指尖摩挲着画上的倾盆大雨，哀声问：“后生，你见过原始森林的雨季吗?”
原始森林的雨季，仿佛天漏了一般骇人。粘稠的泥浆里摸爬滚打，伤口撕扯开来，灌进泥沙。疟疾、蚂蝗、毒蛇、饥饿……近五万人的大军，后来只剩了七千余人。
后来，张同学不幸被子弹射中了左腿。老兵陪着他，连同另外七八个伤兵，渐渐地掉了队。一望无尽的密林和暴雨里，他们绝望地缓缓行进，在体力不支的第二天夜里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可供休息的山洞。
年轻的学生兵们发出欢欣的轻呼。老兵让伤势较重的战友进到里面，自己挤在洞口守夜，灌了整整一夜的雨水。
老兵捏紧了最后一张信纸，那是一群年轻的孩子在山洞里熟睡的模样。老兵流下泪来：“这是张同学留下的最后的画。他们睡下后，再也没醒来。”
因为严重过度的疲惫，这些孩子刚刚躺下就昏睡过去，谁也没有察觉，山洞里没有氧气。
饼干盒里的故事结束了。1950年的一天，老兵逃出森林，留在缅甸一所华文学校教书。而许多与他同来的远征军，永远地沉睡在狰狞的森林里。
“张同学嘱咐过我，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后人看，告诉他们，曾经有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对得起祖国。”
我们离开时，老兵送我们到路口，直到走出很远，他还在翘首凝望。他始终不愿说出自己和张同学的名字，一来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家乡已无亲友健在;二来，他们代表的不只是自己，还是当年毅然离校，保家卫国的学生兵和远征军。
我也遥望着土路上的老兵。很久很久以前，那些正在念大学、念高中的青年才俊，那些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的富贵公子，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，放弃了优渥的生活，成为了国家的脊梁，同千千万万的士兵们一道，远征千山万水，自此背井离乡。时过境迁，当硝烟飘远，当他们老去，很多往事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。但，这份可歌可泣的精神不该被淡忘，在和平年代也该时刻警醒、鞭策自己。我想，这就是张同学留下的信，和老兵执着地活下来的意义所在。(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宣传部 刘晓丹)